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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中国人的身份焦虑(2)

时间:2012-08-10 06:54来源:杜君立的搜狐博客 作者:杜君立 点击:
五、何谓公民 如果说中国革命诞生了人民,那么法国革命则诞生了公民。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公民文化始终阙如,比较接近的有国民,即一国之民。但皇权时代,国乃一家一姓之国,与民无关。民不知有国,只知有朝廷;国既
 
五、何谓“公民”
 
如果说中国革命诞生了“人民”,那么法国革命则诞生了“公民”。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公民”文化始终阙如,比较接近的有“国民”,即“一国之民”。但皇权时代,国乃一家一姓之国,与民无关。民不知有国,只知有朝廷;国既不存,也就无所谓“国民”,只有一群奴隶或奴仆。“五四”启蒙运动中,钱玄同在《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写道:“二千余年以来的中国人,既束身与《奴仆须知》之中,又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其所也。……是个国民,才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奴才配有吗?是个国民,才有抵御外侮之义务,奴才配有吗?”
 
“公民”一词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公民”是相对“共和”政体国家的称谓。公民强调的是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一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地说,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从古代罗马共和时期,直到现今的世界各国,公民作为人类政治身份的识别与确认是全世界所公认的。或者说,公民首先是一种资格(尊严)。公民不仅是一种政治资格,也是人有权“做人”的资格,即“每个孤立的个人都有他的抽象的天赋权利”。
 
在漫长的中世纪,整个西欧形成了公民身份的法律。每个城市和乡村最终确立或意识到某种形式的公民地位,并发展他们自己的认同要求和程序。公民身份在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传达某种合法的权利或利益。在西方现代国家成长的过程中,公民所具有的这种抽象权利,是先于其社会、经济权利而存在的,并构成后者的根本基础。可以概括的说,公民以及公民身份概念源自于西方政治文化遗产,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产物,是与西方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国家的成长相契合的,西方民主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民政治,西方现代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民国家。换言之,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其实也就是西方公民身份确立和发展的过程。
 
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国家都没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赖以建立的稳固传统,这种传统也可以说就是“国家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许多未经历启蒙运动的地区和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西方意义上“公民”和“公民身份”概念,因此也就不存在与西方类似的公民政治和公民国家的逻辑与现实。从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公民”和“公民文化”的阙如。正如学者邹谠先生所说,中国革命是以“群众”概念以及群众利益和群众解放,代替了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和“公民身份”,从而实现了从“群众”而非从“公民”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如果说西方现代国家的成长是以“公民”概念为起点的话,“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建立是从‘公民’的概念出发。”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构建则是以“群众”概念及其运用为基点的,“新中国的建立,实际上是以‘群众’的观念而不是以‘公民’的观念为指导思想。”
 
六、何谓“国家”
 
2012年1月12日《大河报》报道,李方平等8 位律师和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也对“农民工”三个字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广大农民群体的歧视和侮辱。事实上,“农民工”更多的只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职业称呼,而不是其社会身份定义。相对而言,“老百姓”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政治身份定义,这是对体制外民众的刻意歧视和侮辱。所谓“老百姓”,其实就是去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劳动力群体,是一种去公民化和去政治化的结果。
 
无论是“人民”、“老百姓”还是“群众”,都是指“普罗大众”或“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人类世界中天生的“弱者”,或者“弱势群体”。所谓“弱”,指的是怯懦和恐惧。之所以是“弱者”,是相当于“强者”而言,强者即国家、体制、权力、暴力等。培根说:“沉默是弱者的智慧和策略。强者则敢于面对现实,直言不讳。因此,保持沉默是一种防御性的自全之术。”
 
在皇权专制下,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公民,只有皇帝只有王法只有老百姓。这种体制反应是一种恩惠,而不是契约,即孔子所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国家的诞生即是法律的诞生,即是公民的诞生。在一个共和国政体之下,只能存在共和国的公民,而无法承认一个皇权时代的“老百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作为法律和契约的产物,国家成立的前提是“公民”的认同和授权。国家的意义绝不是“恩惠”,而是责任与契约。阿伦特认为,任何未经授权的权力都是非法权力,也即是“暴力”。从某种程度上,作为现代国家制度下的政府,它只有一个职能,就是“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更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
 
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说:“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国家是一个人群的“身份认同”,失去这个“身份认同”,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换言之,“公民”是国家与人之间的最大身份认同,“公民”之外的“人民”、“群众”和“老百姓”完全是一种强势的国家话语,这只是一种强加,而认同。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政治权力来自民众,其职责在于对俗世公共事务的管理。对中国人来说,老百姓是一个古老的词语,它完全是皇权专制文化的产物。“老百姓”的反义词就是官,官的反义词就是老百姓。“老百姓”一词的泛滥完全是公民教育缺失和法治建设失败的结果,它有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使公民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形成和成长更加艰难。
 
亨廷顿认为,美国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喜欢把权力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总量,即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获得,必定伴随着另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丧失。费正清则认为,中国人都是集体主义者,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从个人角度来说,美国人看重自由,而中国人看重平等;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的“身份意识”要淡漠得多,但随着与世界的融合,这种“身份意识”与“权利意识”迅速成长。
 
七、何谓“政治”
 
早在古希腊时代,政治就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这一点来说,人类除过动物意义上的自然人之外,“政治人”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缺失了这种“身份”,这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只是一个“动物”而已,甚至只是一个“物体”。在现代法律中,对一个严重犯罪者的惩罚,常常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剥夺其生命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政治身份”(“政治权利”)的重要性。
 
《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切权力都来自于“天”,政治只是宗教的一部分;或者说,在皇权专制时代,政治是不存在的,民众也不具有任何政治权利,因此其身份仅仅是一个自然人,“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政治的确立标志着人的政治身份的诞生,正如西方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当民众认为自己是“人”的时候,王权就覆灭了。“人”如何“定义”和“被定义”,这就是政治。这个“人”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人,即“公民”。公民是政治语境下唯一的人的身份,这一身份是否被承认是现代人和现代政治的文明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新中国”成立的标志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意味着政治身份的确立,中国人从动物层面的“老百姓”提升到政治层面的“公民”,这无疑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很多时候,人类的局限在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统治人类往往并不是暴力和权力,而是观念。对“群众观念”的强化和对“公民意识”的弱化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最为典型的权力模式,观念与身份的捆绑构成一种无力自拔的政治困境和社会焦虑。正如奥威尔的《1984》中,那个“老大哥”的名言:“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对于“人民”、“老百姓”和“群众”等偷换概念的政治语言滥用,经济学家张维迎将其称为“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不仅使语言本身失去了交流功能,也摧毁了人类智慧,污染了社会道德。张维迎在2012年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说:
 
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是作为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症候群,“语言腐败”使许多关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语言丧失批判性涵义,从而变成一种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官僚术语。“语言腐败”是一个社会中反对派缺失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社会完全是一个技术化的社会,或者说去政治化社会。“存在即合理”,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马尔库塞称之为“单向度社会”。常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正则言顺。在公民文化中,无论官吏还是平民,在国家层面法律层面都是平等的公民。官吏作为公共服务者,甚至要低于平民。因为国家首先是一种平等精神和契约精神的产物。而在老百姓文化中,官吏则远远高于平民,“国家”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现代国家语境中,“老百姓”无疑是一个非法词汇。如果说“公民”体现了人格与权利的平等,“老百姓”则是一种严重的蔑视和不平等。
 
在新一代身份证上,“公民”二字已经赫然出现,虽然被用很小的字印在背面:“公民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的正面还是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他的“身份”到底是“公民”还是“居民”,未来依然充满困惑。但如果承认人类的同一性和文明的普世性,那么也就可以确定地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只有“公民”才是得体的、合法的。只有在公民文化的语境中,才有公平和对话,才有协商与妥协,才有信任与谅解,才有国家与未来。“公民社会”是走向现代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唯一道路。正如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所说:“现代社会真正独特的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社会,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
(责任编辑: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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