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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共兴亡始末:因抗战兴 因内斗败 因腐败亡

时间:2012-05-31 16:54来源:历史频道_凤凰网 作者:wc 点击: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

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 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党内革命”, 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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