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素我和周海滨(曹海鹏)   1962年，左起：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合影(受访者提供)
口述 张素我 整理周海滨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极度苦恼；建国后，他曾有短暂的喜悦，但接下来频仍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中 张素我 现年96岁，1915年4月生，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1935年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后赴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8月回国，在洪家疃黄麓小学任校长。1940年与周嘉彬结婚，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外语教员。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1953年后在外贸专科学校（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 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届常委，第九届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我的父亲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也已经121岁。作为惟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惟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经历了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 父亲一生与国民党、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颇深，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但是，虽然跟随蒋介石20年，父亲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留在北平 父亲看此情景心里很纳闷。屈武记得父亲对他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父亲一行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当晚，周恩来伯伯在六国饭店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宴会结束后，周伯伯、林伯渠和父亲、邵力子谈话。周伯伯首先提出质问，认为父亲来北平谈判之前不应该去溪口看望蒋介石，认为这是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此后周伯伯又提过两次，父亲加以解释，双方为此还有争执，到谈判快结束时才被中共所了解。 从 从 16日，父亲派黄绍竑、屈武带了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父亲得知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并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将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之事。不久，北平街上到处是“号外！号外！”的声音，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国共和谈虽多曲折，但也有收获。父亲在北平与中共代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密切磋商，终于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占修正意见的多数。其他人也表示应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终为南京政府拒绝。 此时，李宗仁、何应钦电催国民党代表团速返南京，23日派飞机到北平，24日回南京。父亲本打算24日回南京复命。 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江准备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回去后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他们的，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父亲被周伯伯的诚意所感动。让父亲留在北京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周伯伯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二是要继续谈判，认为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但父亲的内心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看到未来没准有一线希望，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了。 随后，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二弟一纯、五妹素久，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 思想包袱 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他自己也说有30年没有这么休息过了。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 父亲留下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思想症结是：“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 4月到6月，这3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父亲最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父亲自问，国民党应该是个怎样的党？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他所憧憬的国民党的灵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为的是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但是却回天乏术。 “年初一” 此后，毛主席多次找父亲谈话，并希望他参加政协和政府的工作。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时，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指了指父亲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还没等别人回答，父亲自己先摇头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 1949年9月，政协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父亲在世时常讲，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最惬意的时光。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时，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不发言的时候少，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是，父亲也应邀参加。毛主席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赞同，唯有父亲表示不同意，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我们的国家因此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责任编辑：w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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