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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扒皮"家长工文革谈如何“剥削”

时间:2012-08-13 18:02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顺天行道a 点击: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5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决。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批斗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愣,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典型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强调:“反x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周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本文摘自:《晚报文萃》2008年第20期,作者:杜兴,原题:《周扒皮的1947》
(责任编辑: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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