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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农民

时间:2012-08-09 08:35来源:腾讯——历史频道 作者:wc 点击:
近日,电视剧《知青》在央视热映,一时间,媒体内外无处不谈知青。目之所见,有关知青过去的方方面面受苦或者获益,或被怀念,或被控诉;但怀念也好,控诉也罢,基本上都成了知青们的自说自话。 有关上山下乡的叙述,几乎成了知青群体的独白;鲜有人提及这场
        近日,电视剧《知青》在央视热映,一时间,媒体内外无处不谈“知青”。目之所见,有关知青过去的方方面面——受苦或者获益,或被怀念,或被控诉;但怀念也好,控诉也罢,基本上都成了知青们的自说自话。
 
        有关上山下乡的叙述,几乎成了知青群体的独白;鲜有人提及这场运动的另一面,也就是农民的遭遇如何。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对知青而言,这是一场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对农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但知青们事过境迁,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农民们却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没有两样,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本期专题,尝试关注这些历史当中沉重的失语者。
 
        农民: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失语者
 
        他们曾被被当作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他们曾被强行纳入到一种奇特的城乡二元体系当中;他们曾经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曾经无法支配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农民是他们的阶层身份,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失语者,当知青们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再如潮水般争相回味往事的时候,他们仿佛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历史背景……
 
        官方资料承认:知青下乡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毛泽东如是号召。随后,全国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泽东的号召夹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话传达的意图甚是明了,当时城市劳动人口过剩,政治高层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过剩的城市劳动人口转移到农村去。
 
        农村无法一下子消化大规模的人口,再说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已富余了。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有农民抱怨说,个人收入减少了,极端就像在广东台山县,那儿的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可以说,知青对于农村来是个负担,知青的到来无疑令原本生活贫苦的农民雪上加霜。徐友渔的回忆道:
 
       “我所在的地区人均耕地为2亩,我所知的人均土地最少的地方为每人4分,一个生产队分配了3至5个知青,每人照分自留地不误,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用细算也十分清楚。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
 
        知青下乡给农民造成负担,官方资料对此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当然,也有农民认为知青下乡后,劳动力增加了,产量也就增加了。而且,在那些劳动力短缺的地方,知青还是受到欢迎的。
 
         国家为知青提供的安置费不够,农民贴钱为知青盖房
 
        “把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当时官方媒体向农民发声,要他们教知青学做家务,像做饭、缝补之类的,还要农民替他们盖房子。当然,国家发给每个下乡的知青230元安置费。但这笔费用不仅要解决知青住房问题,还有替他们置备农具,甚至保证他们在头己个月或一年的吃饭问题。在一些地区,这笔安置费远远不够用,农民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为知青盖房,徐友渔也提到这一点:
 
        “四川为每个下乡的知青提拱了230元安家费,知青是全部或大部花费掉了,但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平均每人的花费近千元。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实际收入不到100元(口粮占其中大部分),人均现金收人平均大致是20到30元。另外,盖房还要占用土地,烧瓦做砖要耗费良田表土,使耕地减产一半。建房需用木材,生产队开禁,砍掉平常禁伐的树木。”
 
       但也有农村为了减少因接待知青下乡带来的损失,侵吞知青的安置费作为补偿
 
       知青的住房问题十分复杂,许多农村贴钱为知青盖房,也有部分农村并没有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甚至挪用这笔钱购买化肥或作用作其它投资。所以,在不少地区,知青并没有得到起码的住房条件,有些知青甚至住在牛棚,忍受酷热、严寒、臭气熏天、房顶漏水、蚊子臭虫,等等。知青为此抱怨发牢骚。地方干部就解释说安置费不够盖新房子,而生产队又太穷拿不出钱来凑够数。这只是部分实情,农民干部不愿意合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安置费就是一种总补偿,因为他们接待知青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还得管他们温饱;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下乡运动会长时间持续下去。1977年一位陪同干部写信去《人民日报》揭露知青住房问题时就谈及了这一点:
 
        “最近我们发现个别地方,有的同志时这一工作认识不足,以为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就要走,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没有长远打算,有的盖得又高又大,有的盖得又矮又小,以便知识青年走后,高的用来做仓库,矮的存放农具。对此,知识青年很有意见。”
 
       知青偷鸡摸狗,报复农民挪用安置费以及克扣他们工分
 
      当时,知青下乡后到经常到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又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知青去偷窃,一是饿了要找吃的填饱肚子;此外,当时农民挪用知青的安置费,劳动时又克扣他们的工分,令知青大为不满。知青此类行为也是对农民进行报复以及对社会的抗议。一位知青说,有时知青会把刚刚偷来的东西烧掉。
(责任编辑: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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