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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明朝的覆灭的特大旱灾

时间:2011-06-06 21:09来源:卢志丹 -- 腾讯博客 作者:wc 点击:
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是灭亡在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手中的。罕见的天灾——一场持续了5年多的特大旱灾,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是灭亡在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手中的。人事的败坏从根本上决定了明思宗的亡国,而罕见的天灾——一场持续了5年多的特大旱灾,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明崇祯年间,一场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范围最大的大旱突降中华大地。在干旱的肆虐下,天下苍生是如何艰难生存的呢?他们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明思宗朱由检为了挽救亡国之危机,也能励精图治,积极作为,但难以对病入膏盲的大明政权起死回生。而且他的运气似乎不好,一登上皇位天就大旱,至公元1637年至1642年间,即崇祯十年至十五年年间,旱灾达到了极端。这次持续多年的大旱涉及黄河、海河、淮河和长江流域15个省(区)。干旱期间老天的降雨量比常年减少了三至五成,湖干河涸,赤地万里,斗米千金,加上沉重的赋役,民不聊生,农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从而加剧了明朝灭亡的危机。

 

旱情告急

崇祯元年(1628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首先遭到大旱的袭击,自当年开始,大旱几乎连年不断,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旱情急剧扩展,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频传旱情,竟至赤地千里,川竭井涸,颗粒不收。陕、晋、冀、鲁、豫等省除严重旱灾外,还同时发生了蝗灾和瘟疫,更是亡者无数,死者相继。

 

崇祯十二年(1639年),旱灾开始由北向南迅速蔓延,一时之间,遍及西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旱情告急!十万火急!

 

朝廷内外已被各种旱情告急的消息所包围。就在朝廷难以举措之时,更为严重的旱情在崇祯十三年和十四年(1640-1641年)爆发,各省旱灾面积陡然大增,颗粒无收,饥饿已使百姓陷入严重困境:

 

甘肃旱区成片,地裂日燥,荒野徧布,“人相食”的惨剧竟然不再耸人听闻;

 

陕西“绝粜罢市”,木皮、石面皆食尽,人口十亡八九;

 

山西“汾水、漳河均竭,民多饿死”;

 

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尸骸遍野”;

 

河南“禾木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民饿死十之五六,流亡十之三四,地大荒”;

 

江苏、淮北大旱,“黄河水涸,蝗蝻遍野,流亡载道”;

 

与此同时,浙江杭嘉湖地区、皖南皖北均遭受大旱,湖北、湖南、江西的旱情也日益严重,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旱区迅速连成一片。

 

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旱情仍较严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与日俱增。

 

至崇祯十六、十七年(16431644年),北方旱情虽然趋缓和,但长江中下游旱象仍在继续。

 

这场重大的旱灾,由于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大旱使人口锐减,因而崇祯时期成为明朝人口急剧下降的年代。大旱造成的饥馑,使成千上万的百姓,纷纷逃离本土,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成为明末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杀人相食

据现代学者对崇祯年间灾荒的研究,整个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特别是山、陕、两畿、河南、山东等地,老天的灾祸不单行,旱灾、蝗灾交替肆虐,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出现了“三百年未有之奇荒”。

 

以山东为例,当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地发生了旱灾,有的地区半年无雨,本来连年断流的汶水、泗水、济水,现在一齐干涸,临清运河和鲁西南的湖泊、池塘也全部干涸。随着干旱而来的是蝗灾,自崇祯十年(1637年)以来,全省各地就已出现的蝗虫,“又生小蝻,附壁入室,衣物尽蛀”,蝗虫致使“禾稼俱尽”、“树叶一空”、“野无寸草”,赤地千里。

 

以曲阜、鱼台两地为例:

 

崇祯十年,旱蝗,民大饥;

 

十一年,大旱,蝗、疫;

 

十二年,旱蝗,豆虫大作,道殣相望;

 

十三年,大旱,蝗愈炽,斗谷千钱,人相食;

 

十四年,大旱、蝗,“斗米二金”,“寇贼蜂起”;

 

十五年,大旱、蝗,父子夫妇相食,村落无人烟;

 

……

 

随着旱、蝗而来的是大饥荒。民无粮可食,只得吃草根、草子和树皮为生。当时河道总督张国维向明思宗汇报山东情况:“异常大祲,赤地数千里”;“道旁榆柳树皮取食殆尽”;“萧条四野叹遗黎,树屑和糠强救饥”;“皮尽心伤生趣穷,疏条犹自舞长风”;“只因救死宁茹苦,只恐含悲讵下咽。食寄荒野栖在路,行人那不泪潺潺。”……

 

随着饥荒的到来,便是粮价高涨,人口买卖盛行。

 

郓城“斗米五千”,曲阜“斗米万钱”,粮价飞涨,百倍不止。胶州自斗米五钱时就出现人相食的惨象,至斗米千钱时,惨景可以想见。鱼台县头年一少女可易米二升,翌年只易得一犁,壮妇“刚易一饭”。

 

因为一切食物都没有了,“人相食”便随处可见。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全省有百分之八十的县皆有杀人相食或父子相食的现象。时人张明弼《人啖人歌》曰:

 

泰山飞,黄河尘,天子明圣人啖人。

 

野草无根木无壳,煮石作糜石难凿。

 

五日不食颐空嚼,饥儿语父,饥媳语姑:

 

我死他人定我刳,余骨乌鸮相欢噱。

 

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

 

所嗟馁久徒存肤,不能充而三日馎。

 

父姑若念我,愿将残骨存沟渠,

 

勿令人磨碎供夕糊……

 

诗中讲到,儿子和媳妇对父亲和婆婆说:我死之后,他人肯定会刳我的肉吃,剩下的骨头会被乌鸦和老鹰等争食。与其让他人吃掉,还不如让自己的父亲和婆婆吃掉。只是由于挨饿的时间太久了,瘦得只剩下一张皮了,不能当三天的饭吃。如果父姑还惦念我们,吃后请将骨头埋于沟渠,否则他人看到会磨碎做成糊充饥……这诗中所描述的悲惨情景,读后让人心碎!而这一切都是老天连年不下雨所导致的!

 

一场大旱,也使大明王朝干裂瓦解  

 

奏疏实录

《明季北略》卷五记载,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行人司行人马懋总给明思宗朱由检上了一道《备陈大饥疏》,疏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陕北的干旱危机。疏文说: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雕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绥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石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天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弭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这份行文沉郁的奏疏中勾勒了陕北延安地区的严重旱灾与地方政府的“严为催科”相得益彰:

 

百姓庄稼颗粒不收,争采山中蓬草为食,蓬草采尽了便采树皮,树皮也被剥光了,不得不掘山中石粉充饥。人们吃了那种名叫“青叶石”石粉,不过几天就腹胀下坠而死。在饥荒的折磨下,出现了“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的情形,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好几个大坑,用以掩埋尸体,而离城数里以外无人掩埋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

 

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煎熬之下,政府仍然饮鸩思渴,加派不已,“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老百姓走投无路,“转向为盗”,“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

 

终崇祯一朝十七年,陕北地区的人民与旱灾相伴而生,所受苦难较之其它地区人民更为严重。农民“愁容相吊,言至死而不惊,言及生而无策”,“死亡相枕藉”。明廷不思救济,照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大批百姓被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在这种苛政和天灾的双重压迫下,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率先于此地爆发,然后伴随着灾荒的蔓延而发展壮大于黄河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一路攻入北京城,逼明思宗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

 

危机解析

自古以来,国家的治乱兴亡,无不关乎天命与人事。大抵而言,政通人和、百业兴盛的年代,虽水旱猖獗,只是旱涝保收与否而决不致于天下大乱;天时地利虽在,而主昏臣乱、不修政事又专事敲诈勒索的国度,只有内外交困人心思乱而乱作一团的结果;人事败坏,天灾又作,天怒人怨而国家不亡者未之有也。

 

正如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救治。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足有诲盗和物质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修明的,那么挹彼注兹,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明思宗的亡国危机,天命、人事交失,岂不呜呼哀哉!故时人评曰:“国运之兴衰成败,天乎人也,人乎天也?……嗟乎!天步之艰如此,人谋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为国?”

 

研究历史上特大干旱的目的,不是单纯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而是要以史为鉴,科学地分析在现状条件下特大干旱危机重现时可出导致的后果,通过可行的灾情评估和预案研究,以指导特大干旱年的抗旱减灾工作。这绝不易危言耸听,因为从民政部救灾司获悉,据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5省民政厅报告,截至2011527日,5省共有3483.3万人遭受旱灾,423.6万人发生饮水困难,506.5万人需救助;饮水困难大小牲畜107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3705.1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66.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49.4亿元。其中,湖北、湖南两省受灾较为严重。旱灾危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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