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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结束语

中唐诗人元稹受杜嗣业之托,曾为杜甫写作墓志铭,说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此论曾于后代引起一场“李杜优劣”之争。有人扬杜抑李,有人扬李抑杜,也有人主张李杜二人不宜分优劣。笔者以为,诚如有人所言李杜二人所持创作方法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故不宜分出高下;但若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若论作者对国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挚、对友谊的执著与珍视、对弱小之同情以及宁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诸多方面,杜甫则是当之无愧的诗坛第一人。而这些宝贵的思想、感情和品德,无疑是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这是杜甫为什么能够赢得后代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作为中国中世纪诗人的唯一代表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的重要原

因。

杜甫继承的是儒家思想传统,同时对儒家思想又有所批判。这种继承与批判的结果是把个人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无论个人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则不管有无官职,总是在为国家的政局而思虑不已。儒家认为“上智下愚”,轻视劳动人民;杜甫则乐于同他们交往,对于他们的真诚率直给予热情的歌颂,对于仆人也给予生活上的关照。儒家蔑视妇女,认为“女子难养”杜甫则对战乱中的劳动妇女的不幸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并为她们辩护。儒家的“华夷之辩”,表现了十足的民族狭隘性;杜甫则主张民族间和睦相处,不以杀伐相抗,珍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这些宝贵的思想观念,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代,乃至对当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也必将照耀于中华民族的未来。

杜诗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都达到尖锐的程度,这在客观上给他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加上他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经历给予他的密切观察社会现实的机会和日趋清醒的头脑;加上他个人对儒家入世思想和“仁政”“民本”思想的执著,以及百折不回的倔强性格。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创作出一部思想恢宏的“诗史”。

杜诗思想之伟大,首先表现在贯穿于全部诗篇的高度的人民性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是全部杜诗的一条思想红线。把人民的痛苦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投入了自己血泪沉深的情感,这在中国诗史上是罕见的。以唐代诗坛而论,有的人也写出了一些反映民瘼的作品,惜其感情深度不够;也有人确实写出了不少悲愤的悯人之作,惜其未能坚持始终,一旦政治上遭受挫折,便去“独善其身”了。而杜甫从天宝十载(751)创作《兵车行》开始,直到大历五年(770)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20 年间始终把诗思引向苦难的人民,他以饱含泪水的笔墨,描写了人民群众遭受的兵役之苦,描写了在繁重的赋税压迫下农村的荒废、农民的逃亡,描写了秦蜀路上流民的大批死亡,描写了楚地百姓家徒四壁、卖儿卖女。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至今犹能见到骊山脚下寒冬路旁那饿死者的惨白的尸骨,听到白帝城外荒村野谷那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哀哀寡妇的哭声。诚然,杜甫有一部分诗作表现的是个人的不幸遭遇,但他能够由个人的不幸而想到人民的不幸,把个人的不幸放在社会人生的大不幸中加以表现。也休说杜甫仅以空文悯人,贫穷的他能拿出多少财物给人呢?他种有草药,“药许邻人属刂”(《正月三月归溪上有作》),他有棵枣树,“堂前打枣任西邻”(《又呈吴郎》),他在夔州东屯种了水稻,还要分一些稻米给穷苦的农民,“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这些微薄之赠当然不足以济民之困,但对杜甫来说亦足以表明他的爱民之心。唯其有此爱民之心,方能创作出忧民之作。

那些对杜甫说三道四的高明的大师们,未必都肯拿出这些东西给别人!关心人民疾苦,这绝非仅具道德上的意义,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上看,民生安定乃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杜甫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对民生凋敝的现实发出感叹并大声疾呼的。这种思想对中国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杜诗思想之伟大,还表现在强烈而深沉的爱国热诚上。如果说热爱祖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品质,那么一部杜诗则是这种思想品质的集中表现。杜甫对国家的命运是无比关心的,国家时局的每一次变动、军事上的每一次行动及后果,都在他的诗中留下了印记,他的笔简直就是一架地震记录仪,日夜不停地摆动着忠实的毫尖。大到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小至陈陶、青坂之役,地方军阀作乱,无不反映于诗中,一些作品还能弥补史书之缺漏。杜甫反映时局并非被动地记录,他常常在诗中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固守潼关、增防芦子关、限制回纥兵力、对朝政的改革措施,等等,无不表现他对国事的深思苦虑。他对国运的艰难每每发出回肠荡气的叹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向来忧国泪, 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在封建社会里,王室、天子代表着国家,尤其是时当民族战争的特殊年代,朝廷的存亡更是意味着国家民族的存亡。所以,杜甫的爱国又常常与“忠君”联在一起。他切盼“北极朝廷终不改”,他忧叹“风尘澒洞昏王室”,实质上就是爱国之情的表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杜甫不能抛开朝廷去谋求国家的兴旺,他只能通过匡辅君王的方式去解脱民族的苦难。他的“忠君”是从爱国出发的,所以当他看到君王的所为有悖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便写诗批评、讽刺。他批评过唐玄宗的开边政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并用“千村万落生荆杞”的诗句指斥开边战争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破坏, 他批评过玄宗的奢侈腐化生活,“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咏怀五百字》),“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赠贺兰钅舌》), 指出正是由于玄宗君臣的腐化堕落,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对于昏无能的肃宗, 他也给予了不少的讽刺, “唐尧真自圣, 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这是讽刺肃宗不纳忠谏,自以为是。“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这是讽刺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 害怕皇后张良娣,听任他们相互勾结,打击忠臣,败坏朝纲。对于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剥夺郭子仪兵权,致使吐蕃攻入长安,君臣落荒而逃,长安百姓陷入灭顶之灾,这一败国行径, 他也给予辛辣的讽刺:“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忆昔二首》)“天子亦应厌奔走,􀀀 群公固合思升平。”(《释闷》)这些批评和讽刺皆对君主失道误国而发,足以看出杜甫“忠君”思想的实质。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群小,对于那些不修边备总吃败仗而习以为常的将军,对于那些削刻百姓骨肉的地方官吏、恃险作乱的地方军阀,杜甫总能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投之以讽刺、规劝或讨伐。反之,对于那些在战乱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义士,在政治斗争中为邪恶势力所残害的国士,杜甫从未忘记作诗深情悼念,为国失良材而老泪纵横。杜甫这种伟大的爱国思想,曾经感染了一代代后来者,这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和促进其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杜诗的艺术成就也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笔触客观严谨,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极富生活气息。风格以沉郁顿挫独步于诗坛,具有鲜明的抒情性格。叙事诗善于选材,寓主观于客观,是其最大特色。精于细节描写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抒情诗则善于解剖内心世界,寄情于景,创造出深邃感人的意境。而语言之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与实践,更为后人所折服。他所开创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的命题方法,彻底结束了前人用旧题写新事的文不对题的局面,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石。杜甫对各种诗歌体式都是擅长的,尤其是律诗,一直被后人奉为创作上的典范。他无愧于“集大成”的诗人的美誉,无愧于“诗圣”的定评。正如元缜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所论: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杜诗虽因其对现实的深刻批评而冷落于当时,但是到了中唐终于被人们认识了它的价值,中唐诗人张籍曾把杜诗一卷烧成灰末掺入饭中吃下,目的是“使我肺腑常清新”,用杜诗的精神营养自己。当时的韩愈和白居易都积极推扬杜诗。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更替,杜诗获得了越来越深的认识和越来越高的评价。自宋代起,杜诗注本渐趋增多,而以清人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比较著名的注本有郭知达《九家集注》、金鸾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的《杜诗通》、黄生的《杜诗说》、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当代研究杜诗者亦具规模,杜诗选注本几曾出现,又有四川文史研究馆编写的《杜甫年谱》、冯至的《杜甫传》刘开扬的《杜甫》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等相继问世。陈贻焮先生的巨著资料翔实,见解颇新,每能给人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