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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地主、下放的干部

1956年,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1958年后增加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规划入社,对表现坏的进行监督劳动,由公安派出所协助治保委员会对四类分子建立汇报、义务劳动等评审制度。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开展,逐步建立严格的四类分子外出、来客等汇报制度,取消四类分子一切政治权利。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像这类四类分子在当时的农村里是被迫害批斗的对象,他们干最低下的活儿却获得最少报酬的人,接受着群众的再教育,忍受着肉体的惩罚,承受着心灵的压抑和创伤,如果没有被迫害死已经算幸运的了,这就是政治洗刷人们心灵的运动。

我有个爷爷,是个地主也算右派,和我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在解放前是很风光的,曾在县里当过公务员,他很有文化,文章写得很好,一手毛笔字写的潇洒自如,在当地无与伦比。朴实的人格、坚毅的性格,感染着和他接触的每一个人。但是就因为他做过国民党的公务员,曾经加入过国民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得挨整、就得批斗。在大夏天,生产队的队长让他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管玉米地,一个谁也不愿去的地方,那他就得去,谁让他是个地主呢。大年三十、正月间,清扫农村里的小街道,虽然不宽,但别人都是一家人热热火火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就得去扫街道。因此当时流传一句话:“地主扫街道假积极”。他们最担惊受怕的是隔三差五的向上级领导汇报思想,那时谁都可以是上级,哪怕连小孩都能说出来你是地主分子,是最坏的人。最遭罪的是他的儿女们怕受他牵连,过早地跟他分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六、七十岁了一个人过,平时的日子很冷清不说,心灵的折磨也使他感叹人生的无常。偶尔大队让他写一些标语,诸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斗私批修”等标语,他把字写得很大很大的,灰墙白字来掩盖他那无奈压抑的心灵,这正是他一展身手的好机会,也是名正言顺的干轻巧活的好时机。那时候标语、大字报,连批判自己的大字报,都找他来写,所以忙得不亦乐乎。儿女们找对象,一打听说是地主成份,当地的姑娘扭头就走,挺有本事的孩子,落在农村里,让人瞧不起,心里是很难受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批斗人的时代,初期的时候,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起码有八九斤,十来斤重,站在高高的大板凳上,稍微一晃,就得倒下去,倒下去了还得重新站在大板凳上,一上午下来,腿酸腿疼背不直,脖子僵硬转不动,到最后眼泪水往肚子里咽,那是没办法的事。文化大革命从心灵上摧残一个人,从身体上迫害一个人,迫害致死的在全国不计其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斗、强制性劳动减少了,我爷爷倒吃香了,潇洒的字体惹得人们逢年过节都到他哪儿去写对联,连我们小孩儿都愿用他的字作字帖。生产队、大队里有了什么事情总得找他去帮忙。有一段时间成了村里文化人的象征。

我们的生产队大约在七0年之后,来了一个下放的农村干部,听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县里的局长,到了我们生产队之后,农民们没有把他当成外人看。什么苦活、累活都不让他干。但这个人很自觉,他往往带领上生产队的人去干活,这里需要锄草,哪里需要铲地,一样的活在他眼里就干的很有技巧。

他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尽量给做好吃的,那时农村里的鸡蛋是很缺的,就算人家有了红白喜事,就拎斤鸡蛋买斤肉给人家送去,可他到了我们这儿就给他烙鸡蛋饼,我们把他当成客人来对待。

他给我们生产队打了一眼井,我们周围的人对他的印象就更深刻了。那时农村里吃水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他带领生产队的人打井,他负责协调器材,往往亲自跑到县里要材料,如铁的水管,螺丝,打井用的机器等等,都是从车上搬下来的。我们生产队有了这口井,还是当时最先进的用手压的井,解决了我们的吃水问题。逢年过节时妇女们聚在井旁干活,聊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来,显得很是热闹。我们对他很好,他很感激,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生产队的人放了几部《三滴血》《追鱼》等别人看不上的电影。

政策使他们受了苦,本事使他们风光过,人品使他们让人尊敬。到什么时候,都要做个好人,到什么时候,都要学点本事,这是做人的根本。